我國一個省份一種農產品，40年前產量僅占全國的2.5％，現在已占全球產量的20％，與第二大生產國印度相近，比第三大生產國美國還多20％。這個省份是新疆自治區，這種產品是棉花。

　　與此同時，有著近千年歷史的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廣大傳統棉區，棉花生產已然所剩無幾。2019年兩大流域生產的棉花僅占全國產量的15％，新疆棉區已占到85％。這是一個可以載入農業史書的事件，對我們有什么啟示呢？

　　以往我國棉花受到的重視程度比糧食差不了多少。一個例證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產品市場陸續放開，先水果蔬菜，然后是畜禽產品，到1992-1993年，隨著糧票取消，糧食市場就徹底放開；棉花購銷價格，直到1999年才開始放開，棉花市場購銷管制，到2001年才放開。在所有農產品中，棉花最晚實行市場化。

　　重視棉花問題，主要有兩個原因：解決人民的穿衣問題，促進紡織品出口?，F在這兩個問題的重要程度都顯著降低。全球紡織業所用原料中，棉花已大部分被化學纖維替代，棉花比例已下降到1/4左右，我國情況也類似。服裝市場供應極為豐富，早已是過剩狀態，改革開放前的缺棉少布、發布票棉花票的事，恍如隔世。我國紡織品出口，盡管出口金額不斷增長，但在國家出口總額中所占份額，卻是不斷下降的：90年代初期為30％左右，2000年下降為20％，現在下降到10％左右。

　　就棉花生產方面看，有兩大變化。第一，總體生產能力顯著提高。1978-2019年間，我國棉花播種面積從7300萬畝減少到5000萬畝，畝產從30公斤增加到118公斤。結果，盡管棉花面積大減，棉花產量反而大增，從217萬噸增加到589萬噸。第二，是生產區域版圖巨變。近40年內，從東部的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為主，到長江流域、黃河流域與新疆地區三足鼎立，最后，變成新疆地區一家獨大。1978-2019年間，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棉花產量占全國的比例從95％以上降低到15％，其中，70年代末最大的產棉省江蘇從24％降低到0.3％，90年代初最大的產棉省河南從18％降低到0.5％；新疆則從2.5％上升到85％。可以說，40年間，我國棉花生產實現從東部地區向新疆地區的整體遷移。

　　如此重大的棉花生產區域變遷，不是計劃經濟的產物，也不是政策設計的結果。在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也沒有見到過有這樣的預測報告?，F在，倒是可以預測：這種東減西增趨勢，并沒有結束，還在進行中。

　　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這種巨變？這需要同時回答兩個問題：東部棉區為什么減退得如此之快？新疆地區為什么發展得如此迅猛？這兩個問題，有些關聯，但不是一回事。

　　東部棉花種植的急劇減少，乃至在很多地方消失，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關鍵的原因，是農村勞動力成本持續升高。傳統棉花種植，勞動力投入很多，尤其是田間管理和收獲環節。農民用工成本，是以農民工工資為參照的。由于大量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都外出打工去了，且外出務工工資不斷上漲，因此造成農村用工成本不斷上漲。2009-2019年，全國農民工人均月工資從1417元增長到3962元。東部地區棉花生產規模太小，難以機械化，加之同新疆比較，東部地區棉花單產又低得多，沒有競爭力。農民種植棉花，無利可圖，于是不斷放棄種植棉花，改種其他作物，尤其是機械化作業程度很高的玉米?，F在東部地區仍存在少量棉花種植，主要是在一些不適合種植其他作物的貧瘠土地上，如在黃河三角洲的鹽堿地上。

　　新疆棉花生產的不斷擴張和增長，是由一系列因素推動形成的。總體上可以歸納為三大類：自然條件、技術進步、政策支持。自然條件包括：光照充足、熱量豐沛、比較干燥、土地偏堿性、多沙質土壤等，有利于棉花生長。技術進步包括：新的高產抗蟲棉花品種、先進節水灌溉技術、覆膜技術、密植技術和機械化等。自然條件是潛在優勢，技術進步讓潛在優勢變成現實：提高產量、質量和效益。新疆棉花畝產水平，在1978-2019年間，從25公斤提高到131公斤。同東部棉區比較，新疆棉花單產水平原來低30％左右，現在高出70％左右。過去40年中，新疆作物播種面積擴大1倍，主要是灌溉面積擴大，增加的面積，絕大部分種植棉花。在政策方面，特別是2014年起實行目標價格政策，對我國棉花生產向新疆集聚的過程起到因勢利導作用。

　　我國棉花生產向新疆的集聚，是在一系列技術變革條件下，使得自然資源潛力得到更好的發掘，重塑區域比較優勢，在市場力量作用下，農民生產者進行理性選擇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傳統種植優勢區優勢不復存在，被新的優勢區所取代。

　　類似過程也發生在桑蠶生產上。我國傳統的桑蠶生產三大基地太湖流域、四川盆地和珠江三角洲，均已風光不再，現在廣西已獨領風騷，占全國產量的一半。我國最先進的桑蠶飼養模式，也出現在廣西。

　　在技術進步和市場機制的作用下，農產品生產日益向優勢區域集聚是必然趨勢。政府應該因勢利導，讓這個過程不受阻礙，更加順暢，更加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