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供給改革更偏重于市場化的準入改寫

[編輯:Cyx]  [發布時間:2015-12-16 13:12:15]  [一財網]

　　與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呼吁政府由需求力量變為供給結構調整推手相比，美國的供給改革似乎更偏重于市場化的準入改寫。

　　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經濟實踐被稱為供給革命。在中國熱議供給側改革的當下，讓我們對美國當年的供給革命進行一些回顧。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夯實了自1894年獲得的世界頭號工業強國的地位，美國經濟也開始成為現當代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原動力，新理論在對應著新問題的出現而出現后，又大多通過影響美國政府經濟決策而在美國經濟實踐中進行檢驗。從理論出現到發揮作用的平均滯后期是10~15年，現實和理論自此互相促進、相互融合。

　　在上世紀70年代，與目前國內的學術熱點相似，美國經濟學界也曾熱烈討論過供給側改革問題，出現了著名的供給學派。在其后的上世紀80年代以里根為主的行政任期內，美國最頂層的經濟智囊核心四人團(1993年克林頓執政期間變為五人，新增設一個國際經濟委員會)中，供給學派包攬了財政部長[多納德·里根(Donald T.Regan)、詹姆斯·貝克(James A.Baker,III)和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F.Brady)]和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大衛·斯多克曼(David A.Stockman)、詹姆斯·米勒(James C.MillerIII)和約瑟夫·懷特(Joseph R.Wright,Jr.]兩個職位。

　　在貨幣方面，受制于供給學派主張回歸到金本位制的操作性，有類似的穩定訴求而且更為現實的貨幣主義因此受到青睞:四人中最重要的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一職由主張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折中的默里·韋登鮑姆(Murray L.Weidenbaum)、供給學派的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及堅定的貨幣主義者伯瑞·普林克爾(Beryl W.Sprinkel)先后擔任;著名的貨幣主義先鋒保羅·沃克爾(Paul A.Volcker)則是當時的美聯儲主席。

　　這些重要人物的宏觀管理取向徹底扭轉了“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的政策制定氛圍，共同推動了美國上世紀80年代的供給改革實踐。結果美國不但走出了70年代滯脹的泥潭，更為90年代“新經濟”的出現做好了鋪墊。

　　首先必須明確的是，美國供給革命的前提是明確的通脹，而不是中國目前所處的通縮邊緣。按貨幣主義的思路，美聯儲從1982年起開始以M2作為調控中介目標，讓貨幣增長等于年增長率和預期通脹率之和。結果表明，這個思路對美國來說是適用的。

　　自1973年宣布放棄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美國貨幣發行開始失去黃金平價，紙幣具有的天然多發傾向和70年代石油危機共同導致的成本推動加需求拉動型通脹，使負利率頻頻出現，企業由此脫媒，倒逼出利率市場化和金融自由化。此時提出明確的貨幣增長目標無疑有利于公眾形成穩定的預期。

　　光有通脹被控制顯然還是不夠的，增長的動力怎么保障?理論上，拉弗(Arthur BetzLaffer)在微觀上提出了減稅，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在中觀上提出了調整產業準入。

　　政策上，美國先后于1981年和1986年出臺了旨在減稅的經濟復興稅法和稅收改革法案，如此擴張的財政政策和前述貨幣政策的結合，頗有點像一腳剎車、一腳油門。而且，減稅確實導致了后續的財政危機，但就結果來說，政策是成功的，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出現了連續92個月、平均4%的增長，減稅更是因此成了供給經濟學的代名詞，并已融入經濟學的傳統智慧，小布什和奧巴馬期間都有所效仿;另一方面，國會則舉行了上百次有關準入聽證會，在運輸(航空、公路貨運、公共交通、鐵路)、通信、能源(天然氣、電力)、金融(銀行和財產和責任保險)等領域放寬市場準入條件，掀起了一場解除管制的運動。

　　減稅和貨幣穩定的共同效果，則是美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可喜變化，突出表現在勞動生產率上。但到底是怎樣的作用機理，使得兩者共同促成了這樣的結果?

　　這需要把美國經濟放在更廣闊的全球經濟背景下進行說明。美國經濟在上世紀80年代的另一個顯著特征就是貿易逆差巨大，而簡單進行跨時經常項目逆差分析就可以看出，這主要是由財政赤字的擴大推高了利率，進而抬高了匯率所造成的。

　　在以伊利諾伊州的卡特彼勒公司和商業圓桌會議為代表的制造業利益團體的持續游說下，美國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才在匯率政策上逐步放棄了自由和開放的原則，人為進行了系列干預(廣場協議等)。也就是說，美國在80年代大部分時間里都放任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擠出，并使其主要發生在貿易部門。

　　值得關注的是，同期的美國企業也開始了大規模的對外投資。為平衡國際收支而導致的國際資本流入，使美國在80年代由債權國徹底變為債務國，但債務主要被政府支出在了軍事和提高社會福利等方面。這樣，借著資本的出出進進，美國把競爭力已經處于強弩之末的制造業轉移了出去，國內的軍事科技和基本生活水平或者說消費卻得到了保證，GDP按產業部類來說，其增長也逐漸過渡到由按產業遞進規律發展起來的服務業來支撐。而且由于服務業中一半以上是作為連接第二第三產業紐帶的生產性服務業，結合著人口結構和能源價格走低等有利因素，美國勞動生產率必然呈現躍升態勢。

　　這樣的經濟結構結合著上世紀80年代形成的美國國家創新機制，共同帶動了90年代的信息產業的出現和發展。

　　比較來看，與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呼吁政府由需求力量變為供給結構調整推手相比，美國的供給改革似乎更偏重于市場化的準入改寫。其實，政府從來不曾在供給方面有過缺失，因為投資是個極其特殊的變量，先期形成的需求，過后就成為供給，有效的供給能與需求相匹配甚至引致需求，而無效的供給就構成所謂的產能過剩。政府調整經濟結構，就好比一只插入投入產出表的上下翻飛的手，替各類經濟主體打著如意的算盤。

　　另外，美國供給改革之所以能成功，是與制造業和貿易部門被倒逼分不開的，否則勞動生產率不可能出現有利變化。類比來看，中國目前的某些產業不景氣和國際競爭力缺損應該不難接受，問題是維持經濟增長的目標與之難以協調。

　　還有，美國的國家創新機制，似乎和當前由政府來鼓勵創新的呼聲不謀而合，但該機制在鼓勵的過程中依然秉承了供給經濟學的基本思路——通過改善市場的運作環境(比如1980年制定了技術創新法和中小企業專利程序法來保護知識產權)來提高市場運行效率，而直接撥付資金或制定某產業方向僅是其中的部分且次要的內容。

　　這里僅以中國跨出國門的旅游者對外釋放的奢侈品購買力為例，規模上萬億元的巨大市場無疑給供給提供了可能的成長空間，可是，同時我們看到，PRADA因為在中國設廠而致使今年的年報非常難看，因為這樣的品牌樹立是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積淀的，而完全為了滿足需求的功利性供給，會徹底損傷品牌的公信力，從而動搖企業生存的基礎。奢侈品雖然奢侈，但其利潤依然是社會平均利潤率，維持品牌的運轉和持續的市場研發及創新都需要巨大投入。市場近在眼前，卻無法催生出有效供給，從中折射出的正是創新的積累規律。

　　最后，穩定的貨幣環境和通脹預期是一切改革成果的基礎和前提條件。

　　以上就是在回顧美國供給革命中給我們帶來的一些角度和思考，如果非要總結成一句話，那就正如貨幣主義大師弗里得曼所評價的:“供給經濟學其實就是最最基本的經濟分析，它只是假定經濟主體會沿著高回報的路徑前進而已”。美國的供給改革更偏重于市場化的準入改寫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