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德銘：關于國內外貿易的幾個認識問題

上對勞動者工資的增加，部分工資再轉化為消費，故其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十分明顯，也為我們長期以來所熟悉和使用。然而，由于投資中信貸的放大作用和產能的不斷擴張，往往容易引發通貨膨脹與經濟過熱，以至于在一個高潮之后，不得不采取從嚴的政策加以宏觀調控。

　　內需中的消費指國內最終消費品（含進口商品）價值的實現，在內貿上通常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來表示。由于我國經濟發展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均國民收入少，社會保障體系水平偏低，傳統文化中的節儉意識濃厚，目前國內儲蓄率在50%左右，消費水平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同時，進一步研究表明，中國儲蓄率快速增長是在2002年以后，其特點是居民儲蓄率平穩增長，企業儲蓄率明顯上升，因此儲蓄率增長并不反映居民購買力增加。據2008年統計，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增量占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和該增量占GDP的比重，分別只有35.3%和15.1%。1997–2007年，就各項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比重而言，企業從13%上升到22.5%，政府部門僅上升兩個百分點，而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則較大幅度下降。這一現象也從側面反映了經濟轉軌過程中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的滯后和企業成本、利潤的扭曲。

　　外需可廣義地詮釋為國際市場對我國生產資料和最終消費品的需求，通過外貿出口的方式實現價值，統計上表現為外貿出口總額。總體上看，我國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較強，消費的拉動作用相對較弱，所以擴大消費是關鍵。

　　內需與外需應協調發展。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內需和外需的重要性存在差異。一般來說，外貿對小國的作用大于大國，在經濟起飛階段的作用大于成熟階段，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作用大于發達國家。同時，內需與外需是互相密切影響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擴大內需可以相應增加進口，維系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的相對平衡，從而為穩定出口奠定基礎；內需的擴大也會增強外需優勢，因為內需增加會加劇國內市場競爭并提高我國產業的國內競爭力，從而相應提升這些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實踐證明，我國國際市場份額高的紡織、輕工、家電等產品，都是在經過國內充分競爭后再走向國際市場的。另一方面，通過穩定外需可以穩定國內就業和勞動者收入，為擴大內需尤其是最終消費增強貨幣支付能力，同時也增加投資機會。比如，近6年既是我國外貿快速增長的時期，也是我國消費與投資增速較高的時期。據國家統計局研究，出口每增長1%，可以拉動消費增長0.68%、拉動投資增長0.74%。反之，外需下滑也將拖累內需，比如1998、1999年我國出口年均僅增長3.3%，消費與投資年均僅分別增長6.8%和7.7%，都是多年來的低點。當前沿海地區出口下降，消費與投資也跟著下滑。國際上也是如此，在此輪金融危機中，大多數國家都是因為外需下降，遂波及內需及整個經濟回落。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穩定外需就是穩定內需。我國正處在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期，用科學發展觀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協調內需與外需的可持續增長，顯得尤為重要。

　　關于積極擴大內需問題。積極擴大內需，尤其是積極擴大消費需求，是內貿工作要長期堅持的方針。我國仍處在并且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于這個階段消費與積累的關系，應該有一個戰略規劃和實施計劃?，F階段城鄉居民的消費是理性的，也是對具有貨幣支付能力的購買力的正確反應。要提高消費的比重，需要調整國民收入中一次分配的比例，需要加大對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體系的投入，也需要加強對城鄉流通服務設施的建設。我們可以大致計算出多少減稅和增投換來多少消費的增加，還可以大致計算一下增加投入與促進消費之間的邊際關系，即每增加單位投入帶來的消費增加是遞減還是遞增，為宏觀決策提供依據。商務系統的實踐已經證明，只要把流通領域的工作做細做實，即使在現有社會保障條件和消費文化環境下，通過完善農村流通網絡、加強城鎮社區服務體系建設等，妥善解決好有錢不敢花、有錢不便花的問題，消費需求仍可以得到增加。

　　關于外貿依存度問題。國際上習慣把外貿與GDP的比值稱作外貿依存度。1980–2007年，我國外貿依存度從12.5%上升到66.2%，高于美、日20%左右的水平，但低于發展中國家82%的水平；2008年由于人民幣升值等因素，我國外貿依存度下降了約6個百分點。其實，外貿“依存”度并不等于國民經濟對外貿的“依賴”度，更不等于風險度，國際組織從來沒有把該比值與風險掛鉤，新加坡、中國香港等的外貿依存度遠遠高于“金磚四國”(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但沒人認為前者比后者風險大。從理論上說，外貿依存度的計算方法也存在爭議，其分母GDP是增加值，分子外貿額是交易值，經濟內涵不相對應。如果為了把外貿與內貿做一個對比分析，也可據此設一個“內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