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澳大利亞自貿區談判中的羊毛配額問題

　　近來，中國與澳大利亞正在進行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談判，談判集中的一個焦點問題，就是配額問題，特別是中國對澳大利亞具有比較優勢的羊毛產品的進口配額。

　　對這一問題的分析，需要考慮兩個方面：第一，中國與澳大利亞建立自由貿易區對整體經濟的潛在影響。一般而言，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應當是有收益的，否則就沒有建立的必要，要考慮收益能否和損失相匹配，也就是說，中國和澳大利亞雙方在談判中能夠根據預期收益承受什么樣的可能損失。第二，配額的不同變化方式對于羊毛及相關產業有什么樣的影響。中國的羊毛進口配額一旦放開，相關產業會受到正面或負面的影響，部分產業可能受益，而另一部分產業則可能受到損失。對這些影響進行評估，就可以和對整體經濟的影響相結合，判斷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及其中的配額政策變化具體將帶來的經濟效應，以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

　　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角度來看，它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影響區域內部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這就需要能夠同時考慮反映多個經濟關系及其相互影響的經濟模型。最主要的就是考查自由貿易區建立后，關稅削減對雙邊貿易的促進作用，并且通過貿易傳導至各個國家內部，對國家具體產業的影響，進而對勞動力等要素價格的影響。為此，需要考慮相應的分析方法，使用合適的數據進行分析。

　　設定基準方案與政策方案

　　本文采用全球貿易分析模型分析中澳建立自由貿易區后羊毛配額變化可能帶來的影響。

　　全球貿易分析模型(GTAP)是美國普度(Purdue)大學開發的包含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國家間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主要用于分析貿易、資源與環境、國內補貼等宏觀經濟政策變化對全球不同國家經濟和貿易的影響。GTAP模型可以模擬國際貿易帶來的各種可能影響，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靈活地分析關稅削減、地區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等)和貿易及補貼政策調整等因素帶來的國際貿易價格和數量的變化，以及各個地區福利變化等，是貿易政策、貿易制度變化的一個有力的分析工具。自1993年推出以來，GTAP模型得到了非常廣泛的應用。

　　本研究的基準數據為GTAP7數據庫，包括世界各個地區經濟運行數據和貿易流量數據，其中包括各個地區投入產出表、雙邊實物貿易流量、服務貿易、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等貿易保護數據、農業國內支持數據以及農業出口補貼數據、能源數據。

　　本文根據中國與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區談判的一些相關情況以及羊毛產業的研究背景，分別設定了基準方案與政策方案。

　　基準方案為中國與澳大利亞沒有建成自由貿易區，并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對羊毛的關稅和配額進行調整。中國羊毛配額及配額內外關稅如下：

　　政策方案的設定考慮了多種情況，包括完全貿易自由化方案A(中國與澳大利亞之間所有商品關稅削減為零)和相對保守的貿易自由化方案B(羊毛繼續實行配額管理，但是逐步減少配額外關稅10%、50%、80%三種關稅情況)和方案C(不使用配額外關稅的削減，而是增加澳大利亞的羊毛國別配額10%、50%、100%).

　　權衡多方面利益影響

　　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通過關稅削減等方式，促進區域內貿易的發展，從而對于各個地區生產和消費起到促進作用，最終增進區域內各個國家的福利，提高居民收入，減少貧困。對于全球貿易模型模擬結果的分析，也是從貿易量和貿易價格的變化著手，分析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對區域內各個國家的貿易、價格、生產和居民收入可能產生的影響。

　　分析將首先考查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世界經濟的總體影響，然后再對各個成員國的經濟發展變化進行分析，考查貿易、價格、生產和收入的變化。此外，對于貿易量和價格變化的分析，還需要注意該分析與實際貿易資料，即聯合國UNCOMTRADE數據所反映問題的差異。聯合國UNCOMTRADE數據是實際貿易量的真實記錄。根據對UNCOMTRADE數據的分析，自2000-2009年期間，中國與澳大利亞國家之間絕大多數產品的雙邊貿易均大幅度增長，但是也存在著一些產品貿易量停滯不前甚至下降的情況。

　　從世界整體的宏觀經濟來看，中國和澳大利亞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影響非常小，同時由于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效應的存在，對于主要的宏觀經濟指標影響各有不同。世界貿易價格指數在各種政策方案中都呈現出下降的趨勢，配額外關稅削減幅度的增加或配額的增加都會使貿易價格下降幅度增大。同時，在全面削減關稅的方案中，世界貿易量增加的幅度要大于10%的關稅削減或配額增加后的結果。盡管價格下降的同時貿易量也有所增加，但是這種增加主要是由于自貿區內部貿易量的增加和關稅削減所致，對于世界范圍的福利效果還需要單獨考查。表中世界福利變化數字表明，自貿區的建立雖然在區域內部可能產生福利增加(稍后會單獨討論國家福利變化)，但是總體福利卻由于貿易轉移效應而增加不多。值得注意的是，政策B和C出現的福利損失，可能是由于政策B和C的關稅配額制度的存在，使得貿易轉移效應大于貿易創造效應。

　　具體到各個國家來說，各種政策方案下的福利變化除了澳大利亞和中國外基本上都是受損。澳大利亞在各種政策方案下都是受益者，在政策A完全削減關稅情況下，澳大利亞的受益最大；在政策B和C的幾種不同子方案下，隨著配額外關稅削減幅度的增加或配額的增加，澳大利亞的福利表現出逐步增加的趨勢。而中國只有在政策B和C的10%削減子方案中才是受益者，在其它相對自由化的政策方案中，中國都受損。

　　與中國有較多羊毛貿易的新西蘭、南非和烏拉圭，在政策A中都受損較大(相對于政策B和C)，而由于政策B削減配額外關稅的受益者是所有進口國，所以在此方案下各個地區受益最大，有幾個國家在80%削減方案下還出現了福利增加。但是在政策C下，主要羊毛出口國只能享受到由于澳大利亞羊毛出口中國而讓出其他進口國市場的少許福利，不能享受到中國增加配額的福利，所以福利增加沒有關稅削減政策增加的多。其他國家和地區則基本沒有受到羊毛貿易的直接影響，間接影響主要是受中澳羊毛貿易量變化對紡織服裝等產業和貿易量的影響所致。

　　從世界貿易角度來看，羊毛貿易受到的影響最大，其它產品則根據與有羊毛產品的關聯度不同而有差異，羊毛產業下游產品受到一定的正面影響。在政策A中，羊毛貿易量增加最多，達到32.578%。中澳間的關稅削減和配額的完全取消對于促進羊毛貿易作用最大，單獨增加澳大利亞配額同樣會促進羊毛貿易。這主要是因為澳大利亞的羊毛出口占世界貿易較大份額，對中國出口的增加顯著提升了世界貿易總量。政策A的貿易量增加大于政策B，說明世界范圍的關稅削減還是作用更大一些。此外，羊毛貿易量的增加還帶動下游產業產品貿易量的增加，主要是紡織服裝等，增加幅度都在0.5%左右，相對于這一大類產品較大的貿易量基數來說，增幅相當大。

　　從世界產品價格角度看，主要的影響仍在于羊毛，其價格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同時，由于關稅和關稅配額等削減，對于下游產業來說，其價格反而有所下降。在政策A完全削減關稅時，羊毛價格上升幅度最大，達到6.263%；政策B和C的變化幅度越大的子方案中，羊毛價格上升幅度也越大。說明一旦羊毛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措施減弱后，對羊毛的需求就會促進羊毛價格上升。但是，下游產品，如紡織服裝等并沒有出現價格上漲，反而有所下降，說明價格上漲的部分主要還是原來的關稅。

　　中國與澳大利亞建立自由貿易區后，中國方面主要是紡織品服裝等優勢產品得到好處，生產有一定的增長，而多數農產品的生產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羊毛生產下降幅度較大。在政策A中，相對于基準方案，羊毛產量下降23.7585%，而在政策B和C中，除了10%關稅或配額的變化影響小于1%之外，其余下降都超過1%。這說明如果改變現有關稅配額政策，有可能會導致中國羊毛產業一定程度的萎縮。但是紡織服裝產業受益，產量增加，在政策A、B和C的所有方案中，只有兩個10%的方案沒有超過1%，其余都超過1%，考慮到中國該類產品產量巨大，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受益項目。

　　從進口方面來看，政策方案中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羊毛進口大量增加。與生產方面的產量下降相對應，進口幅度的增加也是政策A、B和C下的顯著變化。政策A變化最大，進口增加60%以上，政策C中50%和100%的配額增加也導致進口增加超過20%，相對于羊毛原本已經比較大的貿易額來說(2008年就已經達到近18億美元)，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增幅。同時，畜牧業產品進口增加幅度也較大，這也是澳大利亞的優勢產品，得益于自貿區的建立而對中國出口的增加。

　　中國與澳大利亞建立自由貿易區后，由于上述生產和貿易量的變化，也會對要素回報率產生影響，也就是將影響到要素價格。

　　對中國整體平均而言，土地和資本基本表現出下降的趨勢，勞動力價格有上升趨勢，但是總體影響不是很大。然而，對羊毛產業的要素影響則非常明顯，土地、勞動力和資本價格都有較大幅度下降，特別是從事農牧業生產的非熟練勞動力(包括生產羊毛的牧民)，在政策A中的價格下降幅度甚至超過20%?？紤]到非熟練勞動力多數可能是貧困人口，則各政策設定對于貧困人口的影響就成為需要高度關注的問題。比如，一旦采用比較自由化的貿易政策方案，就應當相應給予從事羊毛生產的非熟練勞動力一定的補貼，幫助其渡過難關。

　　立足主動權決策

　　中國與澳大利亞建立自由貿易區既有利也有弊，應當慎重對待，化解不利因素，使中國在自由貿易區談判中獲得對自己有利的結果。特別是關稅配額問題，不應輕易放開關稅配額，這樣中國在未來建立自由貿易區后才能占據主動權，對國內羊毛產業提供較好的保護。

　　另外，鑒于目前我國羊毛產業在國際上還不具備比較優勢，應當加大力度扶持該產業發展，以更好應對未來的國際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