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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這句話放在棉紡織行業再合適不過了。
棉紡織行業是我國紡織工業的基礎,其發展好壞直接關系到我國紡織工業的興衰。然而就在棉紡織行業正滿懷信心,準備在“十二五”期間“大干一場”的時候,卻受到了棉花原料的“當頭一擊”,行業企業除面臨內外經濟發展趨緩的影響外,還承受著國內外棉花巨大價差的沖擊。
但慶幸的是,“十二五”期間在全體從業者,特別是骨干企業的帶動下,棉紡織行業在很多方面均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對此,本刊記者專訪了中國棉紡織行業協會副會長王青翠,請她來講述我國棉紡織行業在“十二五”期間的“喜、怒、哀、樂”。
喜 自動化水平顯著提升產品結構更加多元化
“在‘十二五’期間,我國棉紡織行業能夠保持平穩發展,十分不容易,同時在許多方面也取得了很不錯的成績。”中國棉紡織行業協會副會長王青翠向《紡織服裝周刊》記者介紹。
“十二五”期間,我國棉紡織行業產品調整步伐加快,規模集約化、生產自動化程度繼續提高,粗細聯、細絡聯等先進設備占有率不斷增加,同時緊密紡、高速轉杯紡、噴氣渦流紡等新型紡紗技術應用面持續擴大。
“‘十二五’期間,我國棉紡織在自動化、智能化方面確實提高了很多,比如在江蘇大生集團,打造了一個全流程數字化車間,萬錠用工在20個人以下。”王青翠說。
數據顯示,隨著自動化、智能化的不斷提高,“十二五”期間我國棉紡織行業萬錠用工基本保持在60人左右。
除了生產自動化的不斷提高外,在“十二五”期間,我國棉紡織行業對非棉纖維的應用也逐漸增多,棉紡織產品呈現出多元化的局面。
“非棉纖維的增多,一方面是受到棉花原料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化纖產品的研發速度加快,科技水平也不斷提高,現在棉紡織行業的產品結構豐富了很多。”王青翠說。
據統計,在“十一五”期間,我國棉紡織行業棉花的使用比例高于50%,而在“十二五”末,這一比例下降至36%左右。
王青翠表示,棉紡產品的多元化能夠有效降低棉花原料對企業的沖擊,同時也提升了棉紡織企業的競爭力,豐富了人民的物質生活。
與此同時,在“十二五”期間,我國棉紡織行業在品牌建設方面,成績也十分突出。王青翠介紹,“十二五”期間,共推薦了行業最具影響力的品牌51個,設立棉紡織相關集群20個。
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二五”期間,我國棉紡織行業在區域化轉移方面呈現出新的變化。一部分棉紡織企業向東南亞進行轉移,另一部分棉紡織企業則向新疆轉移。
王青翠表示,向東南亞轉移的企業主要尋求更低生產成本和貿易環境優勢,如原料上的優勢等,而向新疆轉移的企業主要是由于政策上的優勢。“隨著目前國內外棉價的拉近,向東南亞轉移的企業生產成本的優勢雖然有,但卻沒有以前那么大。而向新疆轉移的企業,主要是靠新疆的優惠政策,政策的持續性對這些企業至關重要。”
怒 棉花收儲政策引爭議棉花質量狀況成“心病”
毫無疑問,“十二五”期間,最讓紡織行業“痛心”的一件事非“棉花臨時收儲政策”莫屬。
2011年3月份,國家發改委等相關部門聯合發布了《2011年度棉花臨時收儲預案》,并于2011年9月份開始實行,我國棉花也由此進入了三年的棉花收儲時代。
“這項政策雖然有效穩定了我國棉花價格,但是造成了國內外棉價的倒掛。”王青翠表示,這三年期間,我國棉花價格與國際棉花價格差價最高的時候達到了6000元左右。
國內外棉花差價的倒掛直接導致了印度、巴基斯坦等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價格低廉的進口紗迅速占領我國棉紗市場,我國生產中低支棉紗的企業岌岌可危。
“在‘十一五’期間,我國是大量出口棉紗,而在‘十二五’期間卻是大量進口棉紗。”王青翠介紹,在“十一五”期間我國平均每一年的進口紗也只有40萬噸左右,而“十二五”期間的2015年,我國進口紗就達到了250萬噸左右。
事實上,棉花臨時收儲政策除了造成國內外棉價的倒掛外,也使我國棉花質量狀況持續下滑,生產高端棉紗產品的企業甚至到了無棉可紡的地步。
“國儲棉存在一系列的質量問題,現在部分棉紡織企業為了紡出高品質的產品,都是采用國外進口棉花。”王青翠說。
實際上,棉花臨時收儲政策不只是制約到棉紡織行業的發展,同時種植面積也在年年減少,保持數年世界第一產棉大國的地位在2014年也拱手讓給了印度。
哀 內外需求動力不足中小企業任重道遠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二五”期間,國內外需求不足,也成為了制約棉紡織企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特別是最近兩年,可以明顯感覺到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的需求動力不足,棉紡織產品的市場銷售很不樂觀。”王青翠說。
一方面是受棉價差以及棉花質量制約,另一方面國內外市場需求動力明顯不足。在多重因素的制約下,我國棉紡織企業舉步維艱,特別是對于部分中小型企業而言,這幾年就是一場“噩夢”。
“一些中小型企業由于沒有自己獨特的優勢,所以經受不了這么大的沖擊,企業負責人更是叫苦連天,特別是有些中小型企業已經關停倒閉。”王青翠說。
王青翠指出,最近幾年由于行業形勢十分嚴峻,中國棉紡織行業協會也加大了對企業的調研力度。通過調研發現,在多重因素的制約下,有兩種類型的企業能夠實現較好的發展。
一類是大型骨干企業。“由于大型骨干企業依靠強大的內功,產品結構調整迅速,加上具有完善的管理體系和銷售渠道,還能承受得住多重因素的沖擊,能夠較好地實現穩步發展。”
另一類就是具有特色產品的企業。“這類企業在市場上畢竟是少數,同時產品也具有特色優勢,所以在市場的競爭中能夠‘獨善其身’。”
樂 棉花政策回歸市場“高征低扣”終“破冰”
風雨過后便是彩虹。在“十二五”即將收尾的階段,我國棉紡織行業終于迎來兩件大快人心的喜事。
在行業內外人士的共同推動下,實行三年的棉花臨時收儲政策終于在2014年宣布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在新疆實施棉花目標價格改革試點。
“棉花目標價格改革試點,使棉花產業向市場化道路邁進了一大步。”王青翠介紹,從目前的實施情況來看,效果明顯,棉價已開始與市場接軌,國內外棉價差距正在縮小,行業市場環境得到明顯改善。
王青翠強調,雖然棉花目標價格改革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是仍然需要進一步完善,并且要不斷提高棉花質量,使棉花產業真正走向市場化。
除了取消棉花臨時收儲政策外,另一件重要的喜事就是“高征低扣”在行業多年的呼吁下終于“破冰”。
2014年,安徽省率先將皮棉、棉紗納入了農產品增值稅進項稅額核定扣除試點范圍,即棉紡企業所使用的皮棉可以按照紡織品適用稅率17%進行計算抵扣。至此,困擾棉紡織行業長達二十多年的“高征低扣”問題終于有所松動。
“從目前來看,除了安徽外,湖南、浙江、山東、陜西、江西、江蘇等地區也先后啟動了‘高征低扣’改革方案,‘高征低扣’改革取得突破具有歷史性的意義,對整個棉紡織行業來說至關重要。”王青翠說。
王青翠表示,盡管“高征低扣”改革取得了突破,但是一些細節問題還需不斷完善。建議實行見票抵扣,將棉花增值稅的適用稅率調整為17%,可簡化相應程序、減輕企業資金壓力。棉紡行業“十二五”期間的“喜怒哀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