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我國紡織業發展的4大要素

　　“融資貴”成為最頭痛的問題
　　近年來，“融資貴”也成為棉紡織行業最頭痛的問題。在中紡聯統計中心對行業500多家企業的調研中，有近4成企業融資利率比銀行基準率高10個百分點以上，如山東等地的紡織業貸款利率普遍浮30%以上，而且相當多的企業都被迫接受了承兌匯票業務。
　　以東信公司貸1000萬元為例算一筆賬。首先，銀行1~3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為6.65%，再上浮50%，收取利息為99.75萬元。其次，銀行要求將貸款做成6個月的全額承兌匯票，這意味著企業拿匯票給供應商，供應商只有在6個月后才能拿到錢。如果供應商不愿意等6個月，企業需要交貼現利息14%，增加利息70萬元。最后，企業還需要到銀行指定的擔保公司進行擔保，繳納最低3%的擔保費用。這樣一來，一筆1000萬元的貸款實際利率高達27%。此外，銀行有時還會以保證存貸比為由，要求企業存一定的保證金。
　　原應服務實體經濟的銀行業，己經成為阻礙實體經濟發展的絆腳石。要貸款，就要接受承兌貼現等條件，年底一算賬，銀行利率高達30%，對棉紡織企業沖擊太大。目前，銀行擔保條件高，融資費用高，棉紡織企業本就微薄利潤都還了銀行利息，可以說，企業完全是在給銀行“打工”。
　　紡織業是我國重要的民生產業，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東信公司目前提供8000個就業崗位，多的時侯可達12000個。但高額的融資成本，使得棉紡織企業本就微薄的利潤變得更少，這無疑是不利于企業發展的。如果國家能協調各金融機構，加大對紡織產業的扶持力度，降低擔保條件，減少全額保證金，那么對于緩解企業資金壓力，增強企業發展活力會有明顯效果。
　　用工制約企業憂心忡忡
　　80、90后等新一代農民工正對我國制造業產生著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對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業沖擊最大。據中紡聯抽樣調查顯示，去年紡織行業員工工資平均漲幅在15%以上，但依然有八成以上的企業依然存在著用工短缺。紡織企業普遍反映，新一代農民工多是獨生子女，家庭結構及成長環境與過去大不相同。由于紡織車間多是噪音大、氣味重，工作壞境差，勞動強度大，而薪水又不算高，他們寧可做服務業，也不愿意到紡織廠打工。這就造成了紡織企業招工難、留人難。
　　對棉紡織行業來說，招工難、用工難問題尤為突出。目前，東信公司職工的平均年齡已接近45歲，一個近8000名職工的企業，35歲以下的年輕職工都找不出幾個，特別是技術人員和維修人員這樣的崗位，大有“后繼無人”的趨勢。
　　為留住員工，一些棉紡織企業開始大幅提高員工福利。有企業老板抱怨說：“現在的年輕人，不看自己能干多少，只看能掙多少，公司真是哄著員工來上班。”免費培訓、五險一金是基本待遇，提高福利，減少員工流失。預計今年員工薪酬還要上漲，工人工資照這樣漲下去，作為微利經營的棉紡織企業真的吃不消。
　　高棉價企業競爭力削弱
　　業內有一句俗話，“成也棉花，敗也棉花”。棉價的波動與國內外棉價差是牽動棉紡織企業一根最敏感的神經。表面看，國內的高棉價是造成企業成本高、訂單減少的主要原因，而追根溯源，給行業造成長期困擾的卻是棉花進口配額制度、征收高額滑準稅、進銷項稅“高征低扣”等政策，導致企業無法公平參與國際競爭。
　　事實上，目前棉紡織企業面臨的問題不是國內的高棉價，而是與國外幾千元的棉價差?？梢哉f，一直以來我國棉紡織企業都是在與幾千元的內外棉價差作斗爭。如今，我國純棉40支以下的紗已經沒有市場競爭力了，東信公司40支以下的紗線訂單都被印巴和東南國家的企業搶走了。
　　國內外不同的棉花價格機制是當前國內外棉價差形成的主要原因。國際棉價根據市場供求關系波動，而國內棉價是以收儲價和進口配額量為支撐。去年以來，棉花收儲價為20400元/噸。由于收儲價遠高于國際市場，導致國內外棉花差價居高不下。目前，每噸差價仍在4000元左右徘徊。
　　面對居高不下的棉價差，中國企業并不能自主利用海外原材料市場來“削峰填谷”。按照世貿協定，我國每年配額進口89.3萬噸棉花，實施1%的優惠關稅，但配額以外的進口棉花，征收5%~40%的滑準稅。滑準稅的征收，相當于為進口棉價設置了底限，其目的在于減少進口棉對國內棉花市場的沖擊，確保棉農利益。但是由于進口配額遠遠不能滿足需求，分不到配額或配額過低的企業即便進口棉花，也高關稅而得不到實惠。也就是說，我國的棉紡織企業正在以高于對手1/3的原料成本參與國際競爭，而高出的成本是難以靠技術創新、效率提升消化的。
　　取消配額制、滑準稅成了棉紡織行業的一致呼聲。取消高額滑準稅，讓中國企業可以自由地利用海外采購平抑原料價格，同時也可防止巴基斯坦、印度等國在制定棉花出口政策時借機提價，為本國紡織品出口爭取優勢。此外，呼聲較高的棉花直補政策也終于在今年新棉花年度開始試點，對于棉紡織企業來說無疑是利好消息，但是棉花是否能實現市場化、高棉價的困局是否就此打破，還需時間的考證。但是可以確信的是，保護農業不應以犧牲工業的國際競爭力為代價，如果棉紡織行業不景氣，那么全國的棉農和300多萬棉紡織工人就依然處在“水深火熱”中。
　　稅費繁多企業透不過氣
　　目前我國棉紡織企業需繳納的17%的增值稅、25%的所得稅，以及土地使用稅、城建稅、房產稅、印花稅、地方教育費附加、地方水利建設基金、殘疾人基金、環保費、工會經費等各種費用項目。除了這些與其他工業企業相同的稅費項目外，棉紡織企業還承擔著棉花增值稅“高征低扣”的不合理稅賦。以同屬于農產品的大豆舉例來說，大豆加工成豆油，棉花加工成紡織品，大豆和豆油同歸屬為農產品，它的進項稅與銷項稅都是13%，而棉花加工后的紡織品則歸屬為工業品，銷項稅率為17%，這樣一來，棉紡織企業就多承擔了4個百分點的不合理稅賦。
　　過去，棉紡織企業的能源、勞動力成本較低，企業還能承受這種“高征低扣”的稅收政策，但現在棉紡織行業的平均利潤只有4%，這種“高征低扣”的政策已經壓的企業透不過氣。國家應盡快改變這種政策，實現平征平扣，減輕企業稅賦，還棉紡織企業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如果棉花的進項稅和銷項稅能保持一致，都是13%，那么全行業將新增利潤40多億元，這無疑是為處在困境中的紡織業送來甘霖。
　　企業靠補貼是長不大做不強的，由于市場競爭導致各種壓力必須靠企業自身轉變發展方式來消化。但是像銀行融資貴，國內外棉價倒掛，棉花進項稅與銷項稅不統一等問題，是靠企業自身努力解決不了的。隨著安徽、河北兩省將皮棉、棉紗納入農產品增值稅進項稅額核定扣除試點，這種長期制約棉紡織企業發展的“高征低扣”現象終于有所松動，相信隨著政策不斷向利好方向調整，棉紡織企業的春天不會太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