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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嘉賓：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
大家都注意到，在供給側方面，目前最高決策層有非常清晰的指導精神，習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我們過去在需求管理這方面，所做的工作還有延續性，要繼續適度擴大總需求，但新的聚焦的側重點已經轉移到供給側。目的是要在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新階段過程中，加強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推動生產力整體躍升，打造升級版。
這樣體現出來的精神，我們認為是最高決策層在經濟工作思路和宏觀調控指導方面有了新思維。也是在五中全會以來的文件里得到一系列的具體表現，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我們認為其實就是要通過供給側的新供給，創造、引領和釋放新需求。
需求和供給是相輔相成的，過去我們都接觸過它，現在說供給側，好像就有陌生感了，但是學術術語確實并不陌生，只不過過去沒有加以強調而已。過去政府在發揮調控方面總得做點事，政府要發揮自己的功能，調控中怎如何實現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動態平衡？過去有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的區分，我們在需求管理方面，經驗比較豐富，在整個運行中，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它的基本特點：掌握一個總量型的單一的可通約的指標，比如說整個經濟中流動性怎么樣，以流通貨幣作為一個基本量化單位，根據特定時段，一個年度處于經濟周期的什么階段，實施反周期操作，如果是經濟周期低迷階段要放松銀根，要刺激經濟，高熱要防止過熱，要緊縮。
我們過去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長期忽視供給管理。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不一樣，它的指標是很明顯的，有結構特征的，涉及各種各樣的領域和具體的要素。調控中要掌握的要領是區別對待、突出頂點、兼顧一般。經濟管理運行經濟周期的波動，市場競爭通過要素流動自然解決結構優化問題，所以供給管理不用應對復雜的問題做更多的探究，結構優化靠市場解決，真實的途徑不是完全競爭，而是非完全競爭。
我們中國的市場不完備程度更突出，邏輯上更需要注重供給管理，政府要更好地發揮作用，來校正結構上的偏差。從實際來看，雖然理論是這樣的，主流教科書的表述上對于供給管理，沒有做很多的展開認識，但是實際上，我們從世界金融危機發生以后的調控實踐中看，代表性的美國供給管理可圈可點，在實際操作中是跳出了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斷然采取了區別對待、突出重點代表性，給花旗銀行注資，給通用汽車注資，就是這樣的特定供給管理的舉措。到了注資通用，形成發展的拐點，市場預期一下走向正面，以后就進入美國經濟率先復蘇過程，配置量化寬松，現在已經走到告別量化寬松，整個的調控變成對付通脹的升息過程了。
我們中國反復強調結構問題不可忽視，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從貨幣方面來講，總量型政策、結構性優化，做的是供給管理的事情。我們過去在這方面，從實踐到理論上升，遠遠滯后于現實的發展。從原理來說，需求應該承認是經濟生活中的原生動力，但是供給側對需求側的響應和特征，是最關鍵的要素。
因為在需求側永遠有動力，但是需求側動力是永新而實際上是無新的。人的需求不斷往上走，永遠不可能滿足，但是現實生活中，經濟學討論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伴隨的變量就是社會中人的收入水平，要是有規律的話，就是從低往高走，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趨向。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個性化、多樣化的需求出來了。要是說創新，在需求方面怎么創新，得不到創新，怎么滿足需求？主要由供給側做出回應。
大家都關心動力問題，需求管理視野下，三架馬車的說法由來已久，現在我們看它的局限性是非常明顯的，因為需求側說到了三架馬車，實際上開始把它結構化，動力體系要想讓它完整的話，必須考慮結構化的邏輯傳導、轉移到供給側，形成滿足投資消費和進出口需求的供給體系里面的能力，而且一定要在供給側通過創新形成這種能力，真正的創新都是發生在供給側的。原來說的完全競爭，我們真實的問題要把不完全競爭的假設放在理論研究實際的起點上，討論政府怎么發揮更好的作用，優化政策措施，優惠制度供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落在供給上，把供給側問題挑明，跟著整個供給體系的質量、效率、功能的提升。
市場層面、產業層面如何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中國經濟發展階段轉變的過程中，新常態需要引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涵就是適應客觀需要，通過攻堅克難、深化改革進一步解放生產力。
我們在經濟增長速度下臺階的同時，要提升增長質量上臺階，要達到全面小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實現中國夢。創新發展是動力，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就是要讓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愿望變成現實，走向共同富裕。
勞動力、土地和自然代表的資源、資本、科技創新、管理制度這五項供給，按照國際經驗和我們自己的經驗都可以證明，在一個經濟體發展起飛階段和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前的發展階段，前三項最容易形成明顯的支撐力，一旦進入新時期，改革大政方針定了以后，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始有了分權?，F在從源頭來看，過去稱為盲流的不再受管制形成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可以進城打工，勞動力潛力空間打開以后，比較優勢體現在我們勞動力低廉，在競爭環境里面、開放環境里面，支持我們一路走到制造業的發展，變成世界工廠。一旦有了市場經濟環境的發展，低價變高價，無價變有價，就展開了生龍活虎的發展過程。
城鎮化、工業化在這個發展過程當中，體現出超常規的增長特點。我們的資本一開始嚴重匱乏，但是開放外資進來，進來的不光是資金，而且帶來的是管理和技術，培育了我們本土的原始積累過程。走到現在，我們民間資本已經非常雄厚了，不光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的資金合在一起，大量資金聚集在一起追逐可投資的項目。他們的支撐力在明顯滑坡，原來做貢獻，現在掉頭向下，越來越顯出拖累。我們的勞動力，這幾年聽到的，最多的招工難、用工貴，業界稱為民工荒，這是我們粗工、壯工、農民工越來越有條件享受高工資待遇了，這就是我們說的農民群眾生活水平提高，中國社會進入中等收入階段還在節節攀升。
我們無可挽回地告別了劉易斯拐點之前的低廉勞動力成本的存在。現在低廉勞動力的競爭優勢離我們遠去，必須騰籠換鳥！必須鳳凰涅盤！這個支撐力下滑的同時，遇到到中國人口結構的問題，未富先老，人口政策在調整方面又滯后，這就形成了新常態，產生新特征，這是重要的因素。
土地和自然資源發展到現在，實際上，進一步運用起來的綜合成本越來越高。
我們的資本雖然充裕、雄厚了，但是找不到合適投資對象，到一定階段，常規投資邊際效益遞減普遍發生。這三個支撐力下降的同時，后面兩項就是引領新常態供給側。前面三個要素投入可以算出貢獻率，但是多出一塊說不清楚的，很難量化的是就是科技。鄧小平說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不是傳統三要素——勞動力、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又加一個要素，不是做加法，是做乘法。過去認為的三要素要有一個乘數放大。
現在我們要抓住科技創新不放，傳統制造業，包括紡織行業，其實都面臨這個問題。真正升級換代，是非做不可的！升級換代抓住的不是前面三個要素，現在要死抓科技創新。但是科技創新，打開這個創新空間，必須要讓人的積極性發揮出來。光靠行政手段是做不到的，人力資本怎么培育出來，帶頭的創新人才，政產學研互動，生產一線創新空間怎么打開，需要制度環境，需要合理的激勵兼容的機制，這又是我們的難題。
現在我們的科技隊伍，實際上人數相當可觀，資金投入年年增長，專利數、論文發表數節節上升，但是我們與國際比較，綜合科技競爭力上不來，領軍人才遲遲出不來，這是錢學森之問。中國全要素生產率，要真正把它釋放出來，需要抓科技，后面跟著抓制度供給。整個制度環境，制度供給，在某種意義上，高于科技，抓住它，真正符合科研規律，調動創新者的積極性，內在潛力活力釋放出來才會有新局面。這就是所謂供給側改革和機制鋪墊性的理解。
如何完善供給側的環境與機制，激發微觀主體潛力與活力，在新常態中打造新動力，我們給出了三大層面的看法：
第一層面，在我們過去已經有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總量調控、需求管理的旁邊，通過供給管理加強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增強國民經濟中的有效供給，特別是制度供給，這樣形成可持續發展的支撐條件，激發微觀主體活力，增強經濟發展動力的環境建設客觀需要。我們認為這個關系到以后在中國和平崛起過程中怎么樣持續增強我國國際競爭中的綜合競爭力和發展后勁。
第二個層面，要進一步突出某些特定國情下的有個性的約束條件，再引出戰略思路和戰略分析。我們提出三個明顯的國情約束：首先，幾十年的粗放發展帶來了非常明顯的資源環境壓力，在很長時間段內，整個基礎能源的供應擺脫不了以煤為主。霧霾的危機，不破解是沒有出路的；第二個是中等收入陷阱歷史性考驗，中國人必須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處理不好，跌入陷阱一蹶不振幾十年；第三個，允許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但怎么真正解決走向共同富裕的嚴峻挑戰擺在面前。
如何解決問題——戰略思路上全面跨入小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20年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才會有后勁，我不認為“十三五”是一個指標，中國加上改革創新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進一步提升我們的硬實力和軟實力。
第三個層面，我們建議明確提出解除供給抑制，放松供給約束，這是提高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變微觀潛力為發展活力的關鍵所在。改革開放，改革是市場性趨向，開放是倒逼我們的改革，都是從制度供給開始的系統工程的打造?，F在我們的改革取得成就的同時，必須承認進入了深水區，攻堅克難任務非常艱巨?，F在看到的供給因素，人口紅利下降，勞動力成本上升，土地制度如和與市場制度對接，自然資源利用和開發過程中粗放的甚至揮霍式的耗用的情況不可持續，金融壓抑明顯，對實體經濟的多樣化融資和升級換代支持不足，我們的教育體制的扭曲、僵化，科技創新驅動弱。政府職能改革說了這么多年，現在再往前推進已經非常困難了，很多事就是改革空轉。
從思路上提出建設性的看法，我們研究的新供給經濟學首先是改革經濟學。
要立即調整人口政策，從控制人口數量轉向人力資本戰略；
積極推動像重慶地票制度的土地改革，動真格地試點；
金融改革的方面，2015年有一系列的進展，要繼續推進；
企業經營活動方面如何松綁減負，最主要的問題，是堅持減稅的同時，理性認識到只可能是結構性減稅，不可能是全面大規模減稅，中國的稅制必須是現代化，處理好有減有增的問題；
企業方面，真正的負擔，綜合成本越來越多的是稅費，非稅收的問題一定要破解。過多亂收費，以及五險一金社保的收費、綜合收費要進行配套措施改革；
進一步簡政放權，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一定要考慮結合大步制和扁平化，對行政進行傷筋動骨的改造；
中央政治局有明確增加有效投資的指導意見，什么是有效投資，一定要有制度供給，供給側的制度供給，政府和資本合作；
去產能一定要更多地讓市場通過優勝劣汰，全面可持續地把公平競爭中不能維持的落后產能、過剩產能排除出去。
紡織行業作為典型的傳統的產業，目前要更多地利用供給側改革的機遇，化危為機，在供給側方面把可以調動的所有潛力空間爭取用足，而且要把有關供給側創新的政策給出的空間用足。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現代化進程到了關鍵時期和歷史性的考驗關口，必須在原來已經有的需求管理的基礎上，抓好供給管理，特別是制度供給管理為核心的全面改革。
改革的著眼點落到市場經濟層面，千千萬萬微觀主體的潛力活力得到釋放，托舉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對應中高速增長平臺時間越長越好的升級版，這樣的加快增長方式的轉變，也就是貫徹“三步走”現代化戰略，直指全面小康以后的中國夢。
(根據中紡圓桌論壇第十一屆年會速錄文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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