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者可鑒 看朱镕基如何破解98年紡織業產能過剩

[編輯:Cyx]  [發布時間:2015-12-09 10:12:28]  [中國綢都網]

　　2014年下半年起，國際原油價格大幅下降，PTA價格跌至4500元/噸左右，聚酯長短絲價格隨即下降，加上需求不足，化纖產品價格低迷，化纖行業出現嚴重困難。

　　2014年化纖產量4390萬噸，而“十二五”規劃到2015年末是4100萬噸，化纖“十二五”規劃提前兩年完成?；w占紡織纖維加工總量的82%，目前開機率約70%，僅在今年計劃投產的聚酯滌綸產能將達到366萬噸。

　　過快的產能增長，致使競爭加劇，效益下降，產能結構性過剩矛盾依然突出。如何處置大量的“產能過剩”，已經成為行業轉型升級的“關鍵一戰”。

　　歷史的時針撥回17年前，中國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當時，高速信貸投放導致紡織等行業出現大量過剩產能、資源嚴重錯配、國企大面積虧損。但政府通過一系列改革，順利化解了這一“頑疾”。

　　往者可鑒，98-02年期間去產能過程中，以紡織業為突破口，大規模破產重組、資產管理公司剝離銀行債務等措施，也許可以對本輪“去產能”提供重要參考。

　　98年產能過剩背景

　　92年鄧小平南巡以來，全國掀起了一輪加速投資高潮。高速的信貸投放下，資產投資增速維持高位92-96年間積累大量低效產能;而體制障礙又導致去產能和去杠桿緩慢，融資結構與績效結構不匹配，資源錯配嚴重，信用資源持續流向國有虧損部門。另外一方面，過熱投資導致通脹率攀升影響了94-96年間貨幣政策從緊，疊加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外部沖擊下需求減少。

　　1997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出口產生了直接的壓力，需求端的壓力衍生到供給端，進一步曝露了前期企業過度擴張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加強了管理層進行改革的決心。在當時暴露的矛盾主要有以下4方面，且過剩的主要是中下游的消費品，中上游資本密集型行業不存在明顯過剩。屆時，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1/3明虧、1/3暗虧、1/3盈利)，不少行業產能利用率不足40%;經濟體內部出現嚴重的債務問題，三角債問題嚴峻、銀行壞賬率高企(90年代末期銀行不良貸款率高達30%);財政壓力巨大，甚至出現外債壓力。

　　去產能五大舉措

　　針對產能過剩的問題，國務院總理朱镕基領導的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貨幣政策“中性偏緊”，倒逼企業去產能、去杠桿。98年朱镕基總理在國務院會議強調“兩件事情不能做：銀行放松銀根、生產擠壓產品等于自殺;搞大干快上，搞重復建設。從貨幣政策來看，98年之前為“適度從緊”，98年改為“適當的貨幣政策”，99年“穩健的貨幣政策”，銀行信貸并不因經濟下滑而大幅投放。

　　2、使用行政手段，供給端改革：終止重復建設、清理過剩產能、兼并破產落后企業、下崗分流勞工。企業兼并、破產加快，96-98年，國有企業從11.38萬家下降至6.5萬家，減少幅度達到42%。同時減員增效、下崗分流，98年至99年間，國有企業就業人數下降約2200萬。

　　3、企業債權轉股權，金融政策兜底，由資產管理公司剝離銀行債務。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收到財政部提供的資本金以及央行再貸款，獲準后向對口商業銀行發放專項金融債，向四大行收購不良資產。其中1999-2005年間剝離不良資產總額高達2.58萬億。

　　4、實施以增發長期建設國債為主的積極財政政策。1998年開始啟動積極財政政策，當年增發1000億元長期國債并配套1000億元銀行貸款用以加強基礎建設(用于農林水利、交通、基礎建設、電網)。過清理整頓亂收費727項，減輕企業和社會負擔370多億元。1998-2003年期間持續維持積極的財政政策，直至2004年經濟企穩后積極財政政策才逐步退出。

　　5、需求端改革，釋放新需求：房改、稅改、匯改。主要有98年后房改啟動，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房改帶動高速城鎮化消化制造業產能，土地財政修復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其次，94年分稅制改革后，加大了中央集權，稅制改革使得國庫充盈。再次，94年匯改和人民幣一次性貶值，94年起出口導向型經濟逐步形成。2000年以后(特別是加入WTO)后，發達國家加杠桿、降儲蓄，外需啟動，國內出口增速回升引導過剩產能消化。

　　效果顯著

　　當然，一系列去產能舉措的效果立竿見影，微觀經濟層面去產能出現顯著變化。

　　國有工業企業數量減少。98-2002年改革期間，隨著許多企業破產兼并，工業企業數目增長放緩，而國有企業數目以及總占比出現了快速的回落。

　　整個改革就預設目標而言是比較成功的，虧損企業數目減少。以1997年底的企業數為準，到2000年底，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企業的虧損面由39.1%下降至20%左右，使國有重點企業中的6599戶虧損企業中的大多數實現扭虧。

　　去產能意味著大量的失業人口，但勞動生產率提升。這段時間工業企業從業人員同比增速出現大幅度的回落，而需要再就業人員大幅上升，而勞動生產率也得以大幅提升。

　　選擇紡織業為改革突破口

　　90年代時紡織行業的地位不亞于現在的鋼鐵煤炭有色。截至90年代，中國是最大的紡織生產國，產量占全球的1/5.紡織工業產值占全球工業總產值比重的首位。

　　但由于產能過剩和設備落后，當時的中國紡織業盈利低迷，虧損嚴重。富余人員比重超過30%。而且由于紡織行業多數屬于國有企業，該行業是當時中國國有工業中困難最大的。地方政府通過財政補貼的方式維持紡織虧損企業運行的方式越來越難以為繼。

　　當時，改革的阻力分別來自于紡織業產生的就業貢獻、經濟增長、稅收來源，和由此產生的地方保護障礙。

　　就政治意義而言，紡織行業改造難度最大，阻力最大，一旦最困難的紡織業突破了，那么其他行業更有決心和動力推動改革，脫困過程中應對各種阻力的經驗也彌足珍貴。

　　紡織業改革

　　國務院給出的紡織行業目標是從98年開始的3年國家舉力，以行政手段直接下達任務來完成去產能、國企三年扭虧脫困。

　　98年初，國務院于年初發布了《國務院關于紡織工業深化改革調整結構解困扭虧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里面具體提到了紡織工業深化改革、調整結構、解困扭虧工作的主要目標：從1998年起，用3年左右時間壓縮淘汰落后棉紡錠1000萬錠，分流安置下崗職工120萬人，到2000年實現全行業扭虧為盈，為實現紡織工業的產業升級和振興奠定基礎。

　　根據國務院要求，“九五”期間各地區、各部門及所有企業都不得以任何理由新增棉紡錠，不得以任何理由轉移落后棉紡錠。

　　國家在紡織業產能出清的過程中，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事實上，在紡織行業改革之際，98年2月已經出臺了《國務院關于紡織工業深化改革調整結構解困扭虧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其中以財政手段為主提供了大量支持。

　　以下幾項改革措施的力度較大：

　　1、直接的財政補貼和貸款補貼。每壓縮淘汰落后棉紡錠1萬錠給予財政補貼300萬元，由中央、地方財政各承擔150萬元;同時安排銀行貼息貸款200萬元，貸款的貼息資金由地方財政承擔，貸款還本期限為5年至7年。壓縮淘汰的落后棉紡錠設備，由紡織總會負責監督回爐銷毀。

　　2、兼并破產政策重點向紡織行業傾斜。安排兼并破產和減員增效紡織企業537戶，計劃核銷規模126億元，占全國總規模400億元的31.5%。

　　3、分流安置下崗職工政策。98年壓錠企業辦理退休3.5萬人，紡織工業企業下崗職工要進入本企業再就業服務中心，保證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和養老、醫療保險費用的支付。

　　4、土地支持政策。棉紡織工業企業在“壓錠、減員、調整、增效”工作中，利用原劃撥土地使用權進行經營的，應先對劃撥土地使用權進行處置。在資產重組中被置換出的土地，其使用權在處置后所得收益可全額用于企業分流安置下崗職工和減債。

　　5、出口配額分配向紡織自營出口生產企業傾斜。

　　6、提高出口退稅率。為提高紡織品出口競爭能力，鼓勵紡織品出口，退稅率統一提高到11%;對紡織機械出口實行出口信貸和全額退稅優惠政策;對經批準的從事進料加工的紡織企業，使用新疆棉頂替進口棉生產的出口產品繼續實行零稅率的政策。

　　7、棉花流通體制改革。對經批準的從事進料加工的紡織企業,使用新疆棉抵頂進口生產出口產品實行零稅率政策。

　　8、以行政約束的方式，堅決控制新增棉紡生產能力。

　　紡織行業去產能效果

　　經受住98年的沖擊。98年系統內國有企業完成產值1653億元，比上年下降0.31%;增加值380億元，比上年增長5.53%;銷售收入1650億元,比上年下降5.85%;利潤總額虧損19億元.比97年減虧26億元,基本實現了減虧30億元的目標。

　　02年之后紡織行業去產能效果明顯提升。1、新增產能得以上馬;就業人數從99年的510萬下降到456萬;2、負債率下降、利潤率提升;紗、布產量02年起穩步提升;3、勞動生產率由98年的1.75萬/人提升到02年的3.24萬/人，增長85%。

　　配套方案

　　后續的一個重要措施是資產管理公司的成立和大規模銀行剝離壞賬。1999年，新成立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收到財政部提供的資本金以及央行發放的再貸款，獲準后向對口商業銀行發放專項金融債，并用這些錢向四大行收購不良資產，幫助銀行進行債務重組和恢復放貸能力。

　　政企分開，現代企業制度的進一步推進。2001年，《關于深化國有企業內部人事、勞動、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見》出臺，明確提出了要取消國有企業行政級別，在管理人員中間推行聘任制和招聘制。這一時期政策的核心是推進國有企業建立以股份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而隨著系列改革政策的出臺，并深入實施實施，國企改革也得以全面開展。

　　后續問題

　　后續最大的負面影響之一在于大量失業造成的居民財富大幅下滑。雖然通過國企改革減輕國有企業債務壓力，但另一方面居民資產的減少而迅速推高了居民杠桿。雖然政府大規模推動再就業服務，但大規模的城市工人失業再就業難度非常大，這對社會平均生活水平和內需的創造產生了較大負面影響。往者可鑒 看朱镕基如何破解98年紡織業產能過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