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的產業振興規劃在給了紡織服裝行業巨大信心的同時,卻也使得部分服裝企業患上了“政府依賴癥”,甚至在企業經營時“別有用心”地采取一些不合常理的手段,來博弈政府有關政策和經濟上的“無償”支持。
外貿型服裝企業是受金融危機影響最早也最深的領域,因此有關刺激外貿出口、扶持外貿企業的政策多次出臺。其中一個重要的舉措是連續多次調高出口退稅率,這個政策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出口企業的負擔,增強了企業在國際市場需求萎縮下的競爭力,是一種實質性的支持。但是,我們看到,在出口退稅率的多次調高過程中,有些企業表現出了某種程度上的“貪心”,他們對每次調高的幅度都牢騷滿腹,認為政府支持力度太小,最好一步調整到位,實現零稅率,等等。并通過各種傳播渠道來表達他們的這種心愿。
應該說,企業的心態并非不正常,寄望從退稅中多獲取一些利潤也是商人的本性。但在記者的多次采訪中,發現不少外貿企業更多地是把退稅作為壓價讓利的促銷工具,這在今年舉行的廣交會上非常明顯。廣東的一家外貿型服裝企業為了留住老客戶,下調了訂單價格,如果按照原有的價格核算他們基本上是要虧本的,這家企業的信心來自于4月1日國家又再次把出口退稅率提高到了16%,讓他們有了調價空間。這樣的故事在廣交會上比較常態。
這似乎具有某種戲劇性的味道。政府的目的在于保護企業的利潤,卻硬生生被企業變成了海外客商們壓價的工具。這可能有某種無可奈何的成分在里面,但不得不防的是,部分企業一味借助政策上的扶持產生了惰性,以為政府一定還會出臺更加利好的措施,只要能保住訂單,價格即使低一點也能靠政策的支持補回來,這種短視的發展思路是很難真正把處于風雨飄搖中的外貿企業救出水火之外的。而且退稅上調之后,一些落后產能又會重新開始上來,導致服裝出口產品出現新的過剩,使發展方式進一步逆轉。這顯然是違背產業振興規劃之初衷的。
另一方面,服裝內銷市場盡管受的影響相對較小,但在政府力主創自主品牌的大宗旨下,各地政府對發展本土服裝企業的支持力度也不比外貿企業小。比如近來溫州政府出面組織的“溫州名購”、江西政府為鼓勵本土企業走向海外而采取對“在國外兩個以上國家設立3家境外公司的企業其租金及裝修費用提供50%的補助”等,政府的及時出手極大地鼓舞了當地企業。但問題同樣存在,一些企業竟然把此看作了“發財”的商機,他們認真地研究當地政府對產業扶持政策的條件,并按照這些條件去創造“條件”,試圖依靠這樣的方式“套”政府的錢。
就拿重組并購為例,這個本應是企業之間最正常不過的市場行為,在某些地方也變相地成了企業獲利的工具。在記者觀察的幾個區域并購樣本里,一些在行業比較突出的幾個企業抱團重組的案例中也不乏有這樣的心態。一位企業老板甚至直言不諱地表示,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順應形勢,以這種博眼球的方式來博取政府在政策、資金上的大力扶持。言外之意是,如果政府不支持,他們可能就會一拍兩散。
更有甚者,在某些商業流通渠道發達而本土品牌極度缺乏的市級城市里,當地龍頭型品牌企業開始以“你不給我政策,我就搬到其他城市去”來“要挾”政府。
在金融危機面前,企業是弱勢的,但出現企業“綁架”政府的現象,卻是極不正常的。因為在一個成熟的市場體系中,政府起的作用只能是“引導”而絕對不是“主導”,服裝企業把扭轉經濟困境局面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出臺的扶持政策上,本身就反映了這個市場體制中的不成熟一面。也無益于產業的振興與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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