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紡企破產潮

quo;理念，記者在紹興采訪期間還真聽到一個“法能容情”的故事。單某曾經擔任嵊州市(屬紹興市管轄)鑫利達集團公司董事長、法人代表，他利用私刻的公司印章和其母親史某(現法人代表)的私章，以企業名義向多人借款3500余萬元，涉嫌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罪而被刑事拘留。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后，調查認為單某作為曾經的法人代表，又與史某是母子關系，本案中私刻公司印章危害性不大，于是建議公安機關作撤案處理，并通過協調使史某認可借款，訂立還款協議，從而使這個家族性企業避免因訴訟風波導致破產，也避免了更多員工丟掉飯碗。

　　司法救助的一次嘗試

　　“在政府為企業解困過程中，借助司法救助是完全有可能的。”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一位青年法官說，紹興中院在江龍集團債權受理執行中，依法積極穩妥地做了大量切實有效的工作，有力地促進了企業資產重組，無論如何都算得上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這位青年法官從前所未有的江龍重組案中剛剛脫身，幾個月來的疲憊仍然留在臉上。他很自豪地提及了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齊奇對這一案例處置的高度評價。齊奇認為，江龍系列案件集中管轄，順利審結，干得漂亮，體現紹興中院能動司法、服務大局的自覺性和司法智慧，值得各地法院借鑒。

　　據這位青年法官介紹，2008年10月初，受世界金融風暴影響，作為紹興市較大規模的印染企業之一的江龍集團爆發債務危機，資金鏈斷裂造成企業停產，而公司董事長陶壽龍夫婦10月3日倉惶出逃，4日被發現，6日企業全面停產，債權人多方追討無果。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可謂臨危受命，在“江龍”危機凸現后就介入“江龍”的解困工作，協助做好江龍集團全部資產保全、職工工資償付等工作。同時，及時積極向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爭取集中管轄權。

　　江龍集團涉及的銀行貸款和社會性貸款數額巨大，僅被拖欠貨款的供應商就有470多家，全部涉案金額達20億余元，涉案標的之大是紹興中院從未遇到過的。尤其是“江龍案”牽涉的擔保企業多達10多家，全球金融危機之下，企業本身風雨飄搖，抵抗力下降，如何實現“保穩促調”，30多名參與本案的法官和干警面臨巨大的挑戰。經過深入調查和討論，“依法確認債權，拍賣企業資產，依法平等清償，實現資產重組”的“江龍模式”很快初顯端倪。

　　根據浙江省高院集中管轄的通知要求時間，2008年11月下旬，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出現了訴訟高潮，外地法院已受理的案件移了過來，債權人也蜂擁而至，審判大樓的院子里前所未有的熱鬧非凡，車子停滿了偌大的南門廣場，而立案大廳幾乎人滿為患，人們臉色凝重，行色匆匆。由于擔心自己的債權得不到充分保護，不少供貨商債權人私下里結成“同盟”，有的不愿意起訴，或者起訴的又要求撤訴，還有的提出了破產申請。江龍案件中，供貨商占到了債權人總人數的三分之二，如果他們“不配合”，就會直接影響江龍案件的審理。不僅按時審結成了問題，清算重組也會受到阻礙。

　　于是，紹興中院法官針對供貨商的抵觸情緒“對癥下藥”，承諾“最大限度地維護各債權人特別是供應商的合法權益。”幾個回合下來，僵局破除。

　　據專案組統計，迄今完成了739件案件的債權確認審理和767件案件的執行兌現，“江龍”全部資產經過評估拍賣順利實現資產重組，基本完成債務清償工作。

　　有關專家認為，江龍集團的成功清算重組，是紹興市乃至全省以清算式重組方式解救危困企業的第一例。其價值首先在于，最大限度地維護了金融安全—— 一方面對設定有抵押的銀行債權，通過訴訟程序在抵押財產范圍內優先受償得以全額支持；另一方面，對未設定抵押的8億元銀行債權，不通過訴訟程序，由擔保企業或重組企業承擔，再以政府給予這些企業相應的政策扶持得以補償，既使銀行的債權有了著落，又有效防止了擔保鏈的斷裂，維護了區域金融安全。

　　其次在于最大限度地保護了生產力。選擇清算式重組，在操作上可以靈活高效，能夠使江龍集團的資產在更短時間內通過資產重組恢復生產，并盡可能減少對擔保企業的不利影響，比較有效地阻止了企業倒閉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第三在于最大限度地維護了社會穩定。江龍集團的清算重組，既涉及數千企業職工及數千萬元工資，又涉及數百債權人和10多億元債權，處置不善，極易造成社會動蕩。江龍事件剛剛發生，就由政府出面籌措資金，解決數千職工的工資問題，同時，由法院配合政府共同做好所有關聯企業的資產清查工作，加強對相關財產的監管，防止訴訟期間資產流失，為確保清算重組方案的順利實施打下了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