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英：紡企稅收負擔過重 擠壓生存空間

　　記者針對近來的敏感話題采訪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副會長、中國棉紡織行業協會會長徐文英的當天，恰好有電話打來通報：新疆一家全部采用進口設備的棉紡企業，因為銀行減少40%貸款，目前開車率僅有1/4。這樣的情況在業內并不鮮見。“政府管不了銀行，短期內別想翻本。”距離振興規劃頒布已經過去了兩個多月，徐文英直言，商業銀行貸款的井噴式增長夠不到被列入高風險名單的棉紡行業。
　　不久前多家棉紡企業在石家莊常山集團召開的座談會上，圍繞增值稅“高征低扣”、滑準稅、稅賦攤派過重的話題，可謂怨聲載道。工業買單的事實雖然一直存在，但以往內外部壓力沒有金融危機時期大時，這些還不是主要矛盾。保生存、保訂單被擺在首要位置后，政策中可以爭取的內容就顯得彌足珍貴。
　　笑稱自己是“徐廠長”的徐文英，難忘在政策滋養下棉紡業高速增長的黃金十年，也由此感喟宏觀環境變化令不公平部分的負面影響成倍放大。
　　游弋政策縫隙
　　收獲黃金十年
　　就像徐文英的辦公室里掛著標明身份的“世界棉花地圖”一樣，他的腦子里也浮現著一張棉紡業發展的曲線圖譜。在他看來，建國以來特別是“十五”、“十一五”期間是棉紡業發展最快的時期，中心事件就是圍繞“壓錠”而來的政策澤被。
　　1992年~1997年正值改革開放初期，規模增速過快，結構性矛盾突出，無節制帶來的后果是全行業連年虧損。這樣的背景下，國家提出第一次壓錠技改，淘汰落后設備，引進當時在國內處于空白的無梭織機、清梳聯合機、自動絡筒機等。
　　盡管當時并沒有嚴格的審查制度作為保障，企業只要到廢品收購站蓋章證明即被劃入壓錠范疇，但是每壓1萬錠國家補貼1600萬元貸款的巨大政策推力，仍然使企業的技術改造通過這一輪壓錠獲得提升。
　　“全行業設備改造量大面廣，不是靠每家企業幾十臺先進設備的補血就能挽救陳疾。”徐文英認為，充分解決這一問題應該是在1998年~2000年第二次壓錠技改時期。當時國家戰略性結構調整的三大目標為：壓縮1000萬錠，分流120萬人，實現全行業扭虧增盈。“紡織行業結構性調整以棉紡壓錠為突破口，肯定了它在產業鏈的樞紐位置。
　　事實證明，到1999年，連續7年的全行業虧損得以遏制，首次實現利潤100多萬元。2000年開始全面贏利，利潤率直線上升?；仡^看，當時多項利于企業“輕裝”的政策扶持可謂立竿見影：壓錠企業全部核銷呆壞賬，直接受益者就是負債高的國有企業；實行債轉股，把所有企業欠銀行的債務劃作銀行股份，企業不必再還這部分錢的利息；“4050”（距離退休還有十年）人員分流安置，為企業卸下了包袱。凡此種種，足有十幾條。
　　在此基礎上，2000年~2007年棉紡業進入高速發展階段也就不足為奇。兩次壓錠帶來了技術升級，加入WTO又擴大了市場空間，被壓抑了10多年的增長需求得以釋放。
　　據統計，到2000年，全國棉紡行業共壓縮960萬錠，剩余3443萬錠，而到2007年時又重新增長到9900萬錠；2000年全國纖維加工量1360萬噸，到2007年時增長到3530萬噸，7年總增長量相當于建國50年的1.7倍。在多方呼吁下，國家于2004年取消了對棉紡行業紡紗能力的限制。
　　稅收負擔過重
　　深度擠壓生存空間
　　“利潤空間沒有被完全吃掉之前，對于一些政策，企業還扛得住，眼下生存都受到威脅了，要回合理部分也在情理之中。”徐文英認為，2008年棉紡業在多年高增長后復又面臨困難，是內外部環境雙重發力的結果，既暴露了行業數量型增長的弊端，也讓政策因素之于行業命運的重要性受到矚目。
　　金融危機影響下國外需求減少盡管是階段性的，但也映襯出我們的產能相對過剩。然而徐文英認為，最值得關注的是國內宏觀調控政策的轉向。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使企業資金壓力加大，人民幣升值帶來換匯成本受損、出口退稅率始終未及17%標線等因素，影響了企業的出口積極性，加之出口保證金制度對企業流動資金的限制、針對棉花進口的滑準稅制度，新勞動法對提高用工成本的要求，堪稱困擾重重。
　　金融危機影響下國外需求減少盡管是階段性的，但也映襯出我們的產能相對過剩。然而最值得關注的是國內宏觀調控政策的轉向。
　　調查顯示，棉紡企業目前面臨的突出問題是稅賦過重，負擔率遠遠大于利潤率。據統計，一家20萬錠生產能力的棉紡企業，2006年~2008年的三年平均增值稅稅賦為6.7%，綜合稅賦8.8%，而利潤率只有5.2%，形成強烈反差。2008年國家權威機構公布的其他行業平均稅賦率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