篳路藍縷 衣被天下（二）

　　第二個階段，維尼綸時期。人造纖維搞了兩三年，主要使用木材為原料，但適用的木材資源十分緊缺，發展化學纖維再次受到原材料的制約。到1964年，我們采用礦物質材料制作紡織原料，也就是維尼綸。這樣，我們就從人造纖維轉到了合成纖維的新階段。維尼綸纖維用電石作原料，資源相對豐富。但是，我們沒有這個技術。當時世界上擁有維尼綸技術的國家只有日本，我們就和日本談判引進技術。當時中日之間還沒有建立邦交，只能通過半官方的機構來進行，中國叫廖承志辦事處，日本叫高崎達之助辦事處。這個過程中，我們曾經受到了日本右翼勢力和臺灣蔣介石集團的多方阻撓，他們妄圖阻止向我們輸出此項技術。后來這些阻撓陰謀都被一一擊破。這個項目是中日建交前，日本對中國出口的第一個成套設備項目，中央非常重視，周總理親自過問，廖承志具體負責指導，最終勝利建成，年產量為10000噸維尼綸。這套生產工藝設備，在日本是建在一個廠內，但中國引進后，前面部分以電石為原料，生產聚乙烯醇，由化工部負責，建在北京東郊的九龍山；后面部分為抽絲，由紡織工業部負責，建在北京順義。兩個廠距離很遠，分開生產，增加了產品成本。順義維尼綸廠的建設，周恩來、鄧小平、陳云、李先念、彭真等同志都去看過。這個項目的建成標志著我國發展化學纖維已從纖維素原料，進入到使用礦石原料的合成纖維階段。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國天然紡織原料更趨緊張，輕工業部（“文革”期間紡織、輕工、二輕三個部合并）就參照北京九龍山有機化工廠和順義維尼綸廠的設備、工藝技術，在全國建了9個維尼綸工廠。從1964年開始到上世紀70年代末，維尼綸產量大幅度增加，部分填補了紡織工業對原料的需要。但是，很快另一個問題就突出出來了。維尼綸用作紡織原料，本身的性能不是太好，主要是穿在身上發澀，不挺括，舒適度不高，開始時市場還接受，漸漸地人們就不太歡迎了。上世紀80年代后，維尼綸紡絲生產逐步停止，只保留了前面的原料部分和少量紡絲生產，主要從事聚乙烯醇等漿料生產。

　　第三個階段，石油化工原料時期。這個階段從1972年開始，用石油、天然氣做原料，生產滌綸、腈綸、綿綸等產品。當時決定引進國外先進成套技術設備，主要有三個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1971年七八月間，毛主席南巡途中，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利用休息上街的機會進行社會調查。有人回來說，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隊，才買到一條的確良褲子。毛主席很驚訝，怎么買一條褲子還要排半天隊？就問周恩來總理為什么不能多生產一些。周總理講，我們還沒有這個技術，還不能生產。毛主席就問，買一個行不行??？周總理說那當然行。當時極左思潮盛行，到處批判洋奴哲學、賣國主義，如果毛主席不發話，別人是不能決定從西方發達國家進口成套技術設備的。二是“九·一三”事件后，中央調整政策，糾正“左”的錯誤。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后，同國際上的交往增多，特別是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后，西方發達國家相繼同中國建立邦交。國內外的政治、經濟氣候都有利于引進技術設備。三是大慶油田的產量已經上來了，1972年原油產量達到4567萬噸，可以為開發以石油為原料的合成化纖提供資源。這三個方面的因素湊到一起，才使引進合成化纖的成套技術設備成為可能。從市場需求方面看，當時穿衣的供需矛盾越來越大。“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棉花產量是209萬噸；1972年，也就是決定引進化纖成套技術設備的那一年，棉花產量反而下降到195萬噸。而同一時期的中國人口，則從7.2億增長到8.7億，整整增加了1.5億。新增人口都要穿衣，這就使得紡織品供應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輕工業部對引進成套設備極為重視，特地成立引進成套設備辦公室，由焦善民副部長任主任，李正光、王瑞庭、牛迪義、陳錦華分別兼任副主任，負責計劃安排、對外談判、設備引進、工程建設及生產培訓等工作。1972年1月我們給中央打報告，最早的方案是引進上海、天津、遼寧、四川四套化纖設備和兩套化肥設備。但在談判中，發現國外的化肥肥效非常高，比國內的小化肥含氮量要高出3倍，增產作用大，于是就把引進的成套化肥裝置，由2套擴大到13套。再加上武漢鋼鐵廠的1.7米軋機、發電廠設備以及綜合采煤機械等，最后形成共計26個項目、用外匯43億美元的引進方案。這次大規模成套技術設備引進，使鋼鐵、化工、化肥等相關產業都上了一個臺階，縮小了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回顧這段歷史，站在一個更加宏觀的層面來看，這批引進項目對中國的工業現代化，特別是原材料工業，意義是很大的。上海、天津、遼寧、四川四個合成纖維廠投產以后，以它們為依托，經過不斷地擴建、改造，培養了人才，積累了經驗，為改革開放后的大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質技術基礎。